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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个理由是说皇帝虽然天亶聪明，过目成诵，然而经义至深，史书极博，讲习之事，犹未贯彻

    第二个理由是说国事至重亦繁，军机处的章奏谕旨，固然已奉命抄呈一份，请皇帝见习讲解，但大而兵农礼乐，细而盐务、海关、漕粮、河运，那能一一明了？批答之事，还待讲求

    第三个理由，其实并不重要，是说皇帝的满洲话还没有学好。满蒙章奏，固然有用所谓“国书”的，可是稍涉重要的章奏谕旨，都用汉文，所以满洲话不能听、不能说，实在没有关系，不过总也是一个理由。

    在此三个理由之下，所建议的不是训政，而是暂缓归政。

    翁同龢所以如此主张，自然是有深意的，稍微想一想，就可以知道，是表明责任，所谓“典学有成”，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恭维，唯独毓庆宫的师傅不能说：皇帝的书念得很好了，经天纬地，足以担当任何大事。

    再深一层的意思是，宁可迟几年亲政，而一到亲政，大权独揽，乾纲独断，再不须慈禧太后插手。这就是他所谓“请训政不如请暂缓归政为得体”这句话后面的真意。

    然而这层深意，没有人能理会，即令有人能领会，亦不敢说破。所以照形势去看，是训政的成分居多。

    这三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，是意外亦非意外。

    觉得意外的是醇亲王的态度。原以为他会奏请暂缓归政，不想竟出以训政的建议，而且“永照现在规制，一切事件，先请懿旨，再于皇帝前奏闻”这两句话，等于说是训政永无限期。

    这是醇亲王表明心迹，他永远不会以皇帝本生父之尊，生什么妄想。用心很深也很苦，倒不能不领他的情。

    不过她最注意的，却是翁同龢草拟的那个奏折。反复玩味，看出具名在这个折子上的人，与具名在礼王世铎领衔的折子上的人，主张并不相同。

    在御前大臣与毓庆宫的师傅看，请皇太后暂缓归政，是有限期的，“一、二年后，圣学大成，春秋鼎盛，从容授政”，这“一、二年”就是限期，而不提训政，也就是表示：

    一到归政，大权应归皇帝独掌，皇太后不宜再加干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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